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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时代的产物,永恒的魅力

校园动态 | 2021-03-08 | 标签: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时代,产物,永恒,
(受某军区司令部之邀所作的军事理论培训讲稿)
 
2014年4月8日
 
 
哲学是爱智之学,有东西方哲学之分。哲学的特征在于追问本质,不断反思,总结规律。所谓军事哲学,就是指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化,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研究和总结军事实践经验,从而提炼、揭示军事现象中所包含的本质规律,用以指导军事实践活动。军事哲学具有军事学和哲学的双重属性,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战争观、方法论,是军事学的一个分支。
 
 
 
一、毛泽东思想:时代的产物,永恒的魅力。
 
(一)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的恒久价值。
 
任何思想、理论和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思想、理论和哲学总是程度不等、形式不同地反映和揭示着时代的各种矛盾,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然而,随着时代内涵的转换和历史间距的积累,有的理论会日渐暗淡,那些曾经切合实际的真知灼见也会变得不合时宜;有的理论却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持久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毛泽东思想显然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再比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二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指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施拉姆是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一般”、“最持久”“最杰出”的贡献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现代中国历史离开、质疑或者否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特别强调,尽管毛泽东晚年在许多方面否定了自己正确的东西,比如向人性开战,这些失误证明了毛泽东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已经过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观点虽然与毛泽东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丝毫未变:为中国的强大而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努力保持中国特色。在施拉姆看来,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2003年哈佛会议回答关于为什么不能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等人相提并论时,八十高龄的施拉姆明确地回答说:“从许多方面看,毛泽东的政治本能都是健全的,他力图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永远铭记他。”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
 
(二)从人生励志角度看毛泽东思想的永恒魅力。
 
毛泽东的理想人生是将个人价值实现于社会责任中的。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把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讲堂录》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大志向。“尽力于斯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1910年,毛泽东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诗人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示父,表达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长沙一师学习时,毛泽东又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同时,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学,粪土当年万户侯”,和朋友们只谈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大志,始终激励着毛泽东去拼搏,去奋斗,去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人生:一个中心--贯通大本大源;两大支点--贵我和通今
 
所谓“贯通大本大源”,我的理解就是指要彻悟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性、理、心、太极、明德)。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就是大道,在此基础上立志、立德、立言、立功可也,内圣外王可也.
 
宇宙是个大化过程,对待和流行,变化和感应,穷变通久和周而复始,不是宇宙循环论,而是形式的复归、内容的前进(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道在其中,贯一切处,即大本大源。
 
在贯通大本大源的基础上,贵我和通今并重。何为贵我?何为通今?其价值何在?
 
 
2.高尚其理想、淡泊其物欲、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
 
中国人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诸葛孔明的《诫子书》),朱熹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子曰:“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很大。
 
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3.自知、自胜、自强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的生命力和意志力。
 
 
4.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丈夫要为天下奇
 
孟子对人中之杰“大丈夫”作了如下勾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近世中国这样的大丈夫可以举出很多,但那一个也比不上毛泽东。
 
 
5.生死任自然、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怎样对待人生,归根到底取决于怎样看待人的死亡—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毛泽东: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可见毛泽东受《庄子》的影响之大,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初不离开延安的深层次原因了。
 
青年马克思(17岁时)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民将洒下热泪。
 
二、毛主席四篇名著(《实践论》《矛盾论》《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概说。
 
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恩格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一)《实践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以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核心线索和基本原则,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关于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关于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即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以及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哲学问题。
 
第一,关于实践和认识的来源。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这是列宁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而深刻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一哲学论断和基本理论。认识的来源就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识是实践的反映,离开了实践,就不可能获得真知。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深入阐发并贯穿全篇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第二,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的过程问题,就是人们的思想如何反映外界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发生发展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人类的认识过程做了逻辑完整的论述: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首先是人的感性认识阶段,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最后再把理性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人类这一认识过程的反复进行和前进发展,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就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第三,关于真理及其标准问题。真理问题,就是关于人类对于外界事物及其规律能否认识的问题,也就是人类思想反映的外界事物及其规律性是否可靠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首先,只有正确反映外界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次,人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最后,真理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一方面,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都有客观的绝对真理的意义,但是,由于外界事物及其规律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清楚的,而是它本身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所以,人的认识也就随之不断地变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又是相对的。可见,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它们只承认绝对真理,不承认相对真理,割裂了认识的辩证统一过程。
 
 
(二)《矛盾论》
 
《矛盾论》是毛泽东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形成后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典范。《矛盾论》侧重于从辩证法的角度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它首先从分析矛盾普遍性入手,然后着重分析矛盾特殊性,最后又归结到矛盾普遍性,从而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了矛盾问题的各项基本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同时又对其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并赋予其独特的中国特点和中国风格。
 
第一,建构了别具匠心的关于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
 
第二,创造性地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第三,以矛盾的普遍性为基础,重点而详细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
 
第四,系统地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第五,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
 
第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因此,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第一,阐述正确的战争观,揭示战争的本质。
 
第二,研究战争要掌握规律,着重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第三,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基本特点。
 
第四,必须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第五,提倡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第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第七,采取运动战,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
 
 
 
(四)《论持久战》
 
一个英国学者评价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认识和指导战争运用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即着眼特点,客观全面地考察战争。
 
时代问题,是毛泽东考察战争首先考虑的问题。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时代的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的时代条件既表现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战争形态,也表现在新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因素和政治因素。战争的时代条件决定了战争规律必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此,时代条件,是我们分析研究战争的根本出发点,是研究战争指导规律时必须首先关注的。
 
先介绍两个国外有代表性的现代信息化战争理论:
 
其一,美国退役将军的“震慑与迅速制敌论”
 
“震慑与迅速制敌论”是美国当代战争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又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实践中得到运用,因此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震慑”是指利用一系列方法和技巧,在短时间内给对手的心理造成压倒性的震慑,从而迅速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
 
“迅速制敌”中的迅速,是指在敌人能做出反应前进行快速行动。制敌意味着在物质和精神上能够影响和主导敌人的意志,它既包括物质制胜,也包括精神制胜。要实现制胜目的,除了对敌实施大规模火力毁伤外,还要大量实施欺骗、混淆是非、发布假信息等信息战、心理战手段。
 
“震慑--迅速制敌”理论的主要精髓,是通过“威慑”机制来影响敌人的意志、看法和理解力,迫使对手做出符合美国战略目标的反应。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不在于手段的创新,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摧毁、战胜和削弱敌人军事能力的目标任是这一理论的根基。“迅速制敌”理论的真正创新,是其“制敌”的着眼点由传统注重物理摧毁,转变为打击地方的意志和心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综合运用软打击和硬摧毁手段,甚至非致命性武器也有用武之地。
 
其二,俄罗斯学者斯里普琴科与“第六代战争”理论
 
1.“第六代战争”将具有“非接触”的重要特征
 
2.远距离、高精度常规武器将在“第六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
 
3.信息战、电子战、太空战将在“第六代战争”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4.战争持续时间短,战争初期对战争结局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5.各军种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普京于2000年初上台执政之后,批准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在这部官方文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第六代战争”的相关理论观点。例如,这份文件提出,现代战争将“广泛采用非直接接触及其他非传统的行动样式和方法,远距离火力毁伤和电子毁伤;积极地信息对抗;竭力对方的国家和军事指挥系统;使用最新式高效能武器装备和技术装备”等等。
 
2001年12月,饿联邦会议进一步作出了裁军36万、逐步削减核武器、并撤销战略火箭军、努力发展常规兵器等决定。2002年6月1日,又作出了成立航天部队的决定,优先发展电子设备和太空导弹防御系统,近年来,俄在电子设备、电子干扰机、无人侦察机、自导辐射武器运载器的研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目前正在加紧研发非传统武器,如激光武器、等离子武器、超声波武器等。这一切都说明了俄军事理论界的“第六代战争”观点已经逐步向实践领域转化。
 
第一,着眼特点,客观全面地考察战争,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
 
第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第三,战争中必须发挥自觉能动性。
 
第四,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毛泽东在军事理论上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在克劳塞维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来抓。毛泽东从来都是从政治高度来指导战争,强调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需要,对于抗日战争的指导也是如此。
 
从抗日战争的全局,甚至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来分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抗战的目标不仅仅是军事上打败日本,还要通过战争发展壮大人民力量,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好准备,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任何人都看得远。所以,他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因为从政治的高度来抓军事,所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坚决反对党内只强调打仗的论点,要求八路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对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经验的总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八路军打的是骄兵。面对险峻的平型关地形,训练有素的日军不派警戒部队;2.八路军打的是弱兵,是敌后勤运输部队;3.八路军“杀敌三千,自伤八百”,这一仗损失的指战员,是长征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如果让他们分散去发动群众打游击战,那么以后取得的战果会更加辉煌。因此,毛泽东在平型关大捷后进一步明确,八路军作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战略方针,发动群众打游击战。正式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以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以打平型关的115师为例: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率115师一部,大概不到3000人,在五台山开展游击战争。结果不到半年时间,就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部队也一下子发展到4万人,足足扩大了十多倍。正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和军队的力量得到了大发展,所以在解放战争中,才有足够的力量和国民党一较高低,夺取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无论是从抗日战争这个阶段看,还是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宏观角度看,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关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个思想的科学性。
 
第五,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战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毛主席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和指导,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响亮地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点,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客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作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自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又回过来给予中国革命实践以正确指导。“两论”问世前后,中国革命的主要实践是武装斗争的实践,主要特点就是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因此军事实践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革命实践,从革命实践经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哲学思想,最主要是来自丰富的军事实践中,并反过来给军事实践和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实践活动以正确的指导,其间经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即毛泽东在其“两论”中,把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及其他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加以提炼和升华,上升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成为比较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使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具体说来,在“两论”问世前不久发表的《战略问题》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为毛泽东写作“两论”时充分地汲取,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的理论酝酿和准备;在“两论”问世后不久写作的《论持久战》,则是在新的军事实践中,验证和丰富了其军事哲学思想,从而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兵家哲学,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战争哲学、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三种理论形态。其中,古代朴素兵家哲学思想以中国孙武的《孙子兵法》为主要代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战争哲学思想以普鲁士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最高成就,马克思军事辩证法则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较之以往一切军事辩证法思想都更丰富、系统和完整,实乃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承继改造了孙武的兵家哲学思想
 
由中国古代大军事家著述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兵家哲学思想的理论高峰,对后世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具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给予孙武以高度评价,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借鉴和发挥了孙武兵家哲学思想的精华。
 
第一,发展了“知彼知己”的战争认识论——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隆中对》为例从战略角度简要说明。
 
第二,发展了“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以抗美援朝1950年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为例简要说明。
 
第三,发展了“上兵伐谋”的全胜战略思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思想为例简要说明。
 
第四,发挥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原则。——以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1937年平型关大捷为例简要说明。
 
第五,发挥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作战原则。——以红军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拿破仑1812年法俄战争为例简要说明。
 
第六,发挥“示形”以“动敌”的作战指导原则。——以四渡赤水、吴蜀荆州之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为例简要说明。
 
第七,发展了“我专而敌分”的作战原则。--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和拿破仑的“多兵之旅必获胜”。
 
(二)批判汲取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思想
 
由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著述的《战争论》,是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战争哲学思想发展的理论高峰,它不仅第一次自觉运用辩证法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而且在总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系列带有唯物主义成分的轶群卓见。
 
《战争论》丰富而深刻的战争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古代朴素的兵家哲学思想,尤其是有关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思想,更是任何前人及同时代的军事理论家所不能企及的。毛泽东对《战争论》作过专门的研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注意批判地汲取《战争论》中有用的东西。
 
一是改造和发展战争“盖然性规律”问题。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具有盖然性的规律,但由于他过分夸大了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认为战争的盖然性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就成为赌博了。毛泽东则通过把握战争的不确实性和确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可知性。他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而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还认为,战争虽有偶然性,但它“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的偶然性总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战争指导者不但要善于透过偶然现象去认识必然规律,而且应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尽可能避免或削弱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夺取胜利。
 
二是吸收和改造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命题。克劳塞维茨在军事辩证法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命题。毛泽东通过列宁的有关论述,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克劳塞维茨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又摒弃了克劳塞维茨超阶级的政治观,并依据列宁的阶级政治观阐明,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从根本上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和特殊关系的原理,对战争与政治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一方面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同时又指出:“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从而具体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三是补充和发挥了“消灭敌人军队保存自己军队”的战争目的。克劳塞维茨既论述了消灭敌人军队与保存自己军队是相互联系的,但过分强调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一切军队行动的基础。并提出,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目的。毛泽东改造了克劳塞维茨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战争唯一目的的思想,明确指出:“战争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进而阐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毛泽东在“消灭敌人军队”之外加上了“保存自己”,补充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目的中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使战争目的论向前发展了一步。而且,毛泽东还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战争目的的层次,高度科学抽象为战争的军事本质,既正确反映了一切战争行动的普遍规律,成为战争指导的重要依据,同时又大大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
 
四是汲取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军事辩证法思想上,克劳塞维茨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而且鲜明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他还把迅速转入战略防御中的进攻,形容为“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
 
毛泽东在汲取上述思想的同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论述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时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在谈及战略退却的问题时认为,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毛泽东在阐述战略反攻问题时,还用了与克劳塞维茨有关论述极为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他说,战略反攻“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
 
(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其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在战争的起源与消亡问题上,毛泽东既从战争历史发展纵的方面揭示了战争产生的阶级原因,又从战争社会联系横的方面揭示了战争的阶级本质。毛泽东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争起源学说,进一步论述了战争的消亡问题;强调无产阶级研究和进行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
阐明消灭战争的基本途径是铲除战争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指明消灭战争的方法只能用战争反对战争。在战争与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了创造性的运用,

一是注意从分析经济问题入手回答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问题;

二是把经济因素作为考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规律问题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说明。在战争与政治的问题上,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共性问题,阐明了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的原理;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个性问题,阐述了战争是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的基本原理,进而具体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其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学说。在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重要性问题上,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从军队与武装斗争、军队与国家政权、军队与人民等关系上,深刻阐明了在中国建立一支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原则,从而,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探索出崭新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建军之路。
 
其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在人民战争的科学涵义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正义性质是进行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和政治基础,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的观点,并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否参战直接关系战争力量的强与弱的规律,指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打人民战争可以由弱变强。在如何实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通过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丰富经验的理论概括,进一步系统总结了实行人民战争的独特经验:
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二是必须组织、动员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三是必须建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四是必须与各条战线上的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五是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六是运用适合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进而从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领导力量及核心、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方面,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系统和科学的人民战争理论。
 
综上,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借助了军事辩证法思想史上一切已有的认识成果,既批判地汲取了中国古代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朴素的兵家哲学思想和西方近代以《战争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战争哲学思想,又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紧密结合中国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将军事辩证法思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阶段,堪称军事辩证法思想史上一座博大精深的理论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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